这座城市，这一举措给之后的上海带来了无法预估的后果。
尽管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上海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正因大
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城市的平衡也随即被打破，参差不齐的外来人员让上海的犯
罪率在短时间内大幅飙升，盗窃与诈骗桉件充斥纸媒，一时间上海市民人人自危，
一种思想逐渐蔓延开来。当时，某些上海人往往偏激地认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潜
在的犯罪者，用有色眼镜看待他们，无论他们是善是恶，都将他们一概论之。但
这样的思想在随着外地人与上海本地人的不断交融中失去了话语权。
事实上，除了某些来上海准备捞一笔不义之财的人，大部分的来沪人士都很
勤劳，至少比上海许多本地人要勤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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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人早已习惯了国家分配工作，习惯了定点定量的工作，他们当时或
许根本想不到未来会出现３个外地人同个上海人竞争一份工作的情况。当时上
海本土的国营企业为了保护上海本地人的权益，只会把５％－％的工作岗位
留给外地人。而私营企业则不然，他们开始大幅增加外地员工的比例，因为那些
外地员工比上海员工更勤勉，更具拼搏意识。我那作为私营业主的父亲，同样更
热衷招聘外地员工。
我的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岁入伍，参军４年，长年的
军旅生涯造就了他坚忍、豁达的性格。退伍后，他在原上海市南市区开了家茶叶
外销店，开店初期由于老战友们和邻居们的捧场生意很快就步入正轨，虽不能说
日进斗金，但茶叶店每月的盈利是当时我那身居国营企业经理的母亲的月薪的６
余倍。但这样的日子在我７岁那年宣告结束。
我父亲在参军期间便极为热衷慈善，即便是退伍后也会每个月捐些善款以及
每三个月献血一次。
在９９年那年，我父亲在外地供货期间在一个流动献血车上献血后染上
了乙肝，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染上了乙肝，在回到上海２个月后，他经常感到
四肢乏力，去医院体检才查出患上了乙肝，直到那时他仍不知是如何患上乙肝的，
听医生说血液传播是乙肝的主要传染途径，他才开始怀疑是否是两个月前外地献
血的时候染上的，向当地的商人朋友询问后，才得知当地的流动献血车已经被纸
媒曝光了输血设备不净等安全问题。
医生建议我父亲不能劳累，得长期静养，但他并不想放弃经营多年的茶叶店，
也不放心由外人托管茶叶店，尽管家人、亲戚都反複劝过，但他始终坚持亲自批
货、供货。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乙肝患者而言过于辛劳，仅仅两年后我父亲的乙
肝就恶化为肝癌，查出时已是中晚期，医生对病情的预测是最多半年，可我父亲
却整整撑了两年零七个月，代价则是花了４馀万，要知道４多万在当时的上
海内环内足够买一套平左右的沿江一手商品房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出现
商品房这个概念。
时至今日，我对我父亲的记忆已然模煳，只记得每当我没有按时完成作业，
他总是强撑病体拿我外婆做包子时用的细短的擀面杖故作凶狠地击打我的屁股，
说实话击打的力道很轻，也不知是心疼我不敢用力，还是由于病魔的摧残致使手
上无力。虽然对于父亲的记忆澹去了，但他的面容我始终不忘，因为父亲的相框
至今还一层不染地摆放在母亲的床头柜上。
母亲比父亲小６岁，父亲极宠这个小娇妻，每当从外地批货归来，他总是不
顾我和外婆是否在场，拦腰抱起母亲就在客厅里转上几圈以示亲热，直到母亲不
好意思了，用手拍拍他的肩膀，父亲才把她放下；长年的军旅生涯导致父亲的作
息极有规律，每天早晨５点３分起床，然后骑自行车去豫园为一家人买早餐，
有时没买到母亲最爱吃的粢饭团，他会再骑上２多分钟去董家渡买，尽管到家
时粢饭团已经冷得发硬，母亲依旧笑容不改地说声：「谢谢！」
后来，父亲患了肝炎，当他从外地批货归来，想向以往那样拦腰抱起母亲，
但他却抱不动了，这时母亲会环臂抱住他的腰，而外婆则会默默地牵着我的手带
我离开客厅。父亲的肝炎恶化为肝癌后，自行车也骑不动了，买早餐的任务就由
母亲和外婆接手轮流包办了。
得知父亲死讯的那天，我正在学校上美术课，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画了一朵
向日葵，在上色到一半的时候，老师突然让我去校门口的门卫室，说你外婆来接
你。
等我再次见到父亲时，已是在西宝兴路火葬场停尸间里了。父亲是死在家中
的，医院不收死人，所以母亲只能让殡仪馆的专车直接把父亲拉到火葬场。
当我和外婆赶到停尸间外时，时年７岁的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
当母亲看到我和外婆时，她哭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