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烈自己的思维逻辑中，探究一个问题的首要，便是追溯其源头，准确定义之后再明确问题的主体、用途等。
所以最先被毛烈查阅的，便是《周易》和《道德经》。
在师父带过来和毛家藏书之中，这两本本书据传是周代前成书的，其他的书籍都是周代时或者周代后成书的。
其实，《道德经》中的文字内容对于毛烈来说已经毫不陌生了，刚才所讲的第四条疑问便是毛烈从经中一句话引申而出的。
但是，《道德经》非常的深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系统分析，毛烈也只能大略地知道《道德经》主要是在讲世间万物的道理、为人处事的道理以及人生处世所需要的德行，却并没有能够在《道德经》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而在研究《周易》时，毛烈通过与《易传》、《易经》的对比之中发现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经过系统的分析，这三本讲述“易”的书籍中，核心思想都是在讲世间万事万物是一刻不停地变化、试图从万事万物不停的变化中寻得可以掌握的规律，并且都通过八卦的形势来阐述。
但是，《周易》和《易传》这两本书的八卦阐述之前，都有相当多的篇幅来讲述易理，而《易经》却是直接就开始八卦阐述、并没有易理的讲述。
其中，《周易》由于是据传周文王所著，只讲解易理、后天八卦以及六十四卦。
《易传》据说是孔圣人整理《连山易》、《归藏易》、《文王易》而成，易理、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六十四卦皆有讲述。
而《易经》，在儒家四书五经之列，却只讲述六十四卦，易理、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内容一字也无！
可是就算是这样，这些书还都被世人看做是卜筮之术而轻视。
《周易》和《易传》之中都有一段话：“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盖天地造化之道，不过一个阳五行，一个阴五行，一生一成而已。虽分五行，而实一阴一阳运用之，虽阴阳运用，而实一气来往运用之。故其象：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又生金。从中而始，从中而终。始之终之，无非一气，无非一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之所以最先查阅《周易》，正是因为这段话。
《周易》里面的这个“中”字，是与儒家经典《中庸》里的“中”字完全一个意思，都是天人合一，将世间万般事物看成一个整体。
只不过，《周易》里面的“中”，是从变化中体现的，并且以五行阴阳的理念上讲述了变化的规律。
而儒家的“中”，却因为《易经》中没有易理的阐释，所以比较僵化。
毛烈觉得，正是因为变化与不变化，使得自己虽然将师父教授的学问全部记住、却难以从这些学问中得到自己需要的答案。
不过，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还需要与师父一起进行探讨来确定。
毛烈想到这里，抬头看了看师父，却发现师父还是那样地呆呆坐着，眉头紧皱。
摇了摇头，毛烈只能继续自己思考下去。
儒学，正如“儒”字所表示的意思：人之需。使用儒学的主体自然是人。
自古以来，人便是与天地相提并论的主体。儒家的思想基础就是天人合一。而无论是道家、佛家，也都是如此、讲究天人合一。
但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担当起儒学重任，却又是一个艰巨的命题。正如毛烈与师父说的：自古而今，学儒之人如过江之鲫，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能够称得上儒者或者大儒的人却是数量寥寥。
在查阅三易的过程中，毛烈看到了一些内容，说是人在刚出生到一定年岁的时候，人性是纯洁善良的。到了男七岁女八岁之后，人便开始被各种后天因素所影响、开始变得不再纯洁、不再善良。
在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毛烈还在心里笑着说：后世时，三四岁的孩子们就开始心眼不正了。
现在回想起来，易理的这个说法正好能够解决儒家关于人性本善或是人性本恶的争论，因为人性是会变的。
可是，社会毕竟要是靠大人们、也就是人性已经变恶的人们来做主的。儒家思想之中的“至善”思想又该如何在这人性险恶的社会中得以体现呢？
在毛烈看来，“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理学是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进行宣导的；“心既是理”的儒家心学是从微观角度上来进行宣导；但是这两个儒家学派却都忽略了过程！
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使得儒家教化的过程必须时刻根据环境而进行变化。可是僵化的儒家思想从根本上脱离了变化的过程。
尤其是儒家理学，更是沉醉于宏观层面的形而上学，在明朝灭亡之后沦为了满清奴役汉人的工具。
儒家心学，也是因为不够灵活，始终没有在明朝时期占据主流地位，最后在明朝灭亡后也逐渐式微，再无名家出现。
明朝灭亡时，随着大批不愿意当亡国奴、不承认满清政府的心学学者东渡日本，反而使得日本成了心学的主要根据地、促进了日本的发展。只是那时的心学，已经由于长期没有大儒继承发扬而变得异常偏激，反对封建、彰显个性、极端功利主义。
就算已经成了如此模样的心学，在日本被传播开之后，更是被没有雄厚文化底蕴的日本人改动得几乎完全面目全非、内涵已经完